二六七号牢房,绞刑架下的报告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明白了。”“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再喝杯茶吧,先生。”“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新斟的茶冒着热气。有人按铃。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快开门。我们是警察。”“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米列克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于是决定了。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哈,还有一个。”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Handeauf。”(德语:“举起手来。”)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又是一阵拳打脚踢。“Marsch。”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途中就开始审问了。“你是谁?”“霍拉克教师。”“你撒谎。”我耸了耸肩。“坐好,不然我就要开枪了。”“你开枪吧。”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Al反共科。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你是谁”“霍拉克教师。”“你撒谎。”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搜身。”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他有身份证。”“用的是什么名字?”“霍拉克教师。”“查对一下。”打电话。“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谁给你的身份证?”“警察局。”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我可不聪明。“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说。说。说。”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把他的鞋脱掉。”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说。说。”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你认识他吗?”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Erhatschongenug。”(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必赢亚洲官网,死而复生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奇怪得难以言传。当你在美丽的白昼从酣睡中醒来时,世界是迷人的。但死而复生时,白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你仿佛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你觉得自己很熟悉人生的舞台。但在死而复生醒来时,那就好像是照明师拧开了所有明亮的弧光灯,霎时一个通明透亮的舞台呈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你能看见一切,仿佛在你眼前安放着一架望远镜,上面再加一副显微镜。死而复生完全是一种春天的景象,好像春天正在显示出一种你在最熟悉的环境里都感觉不到的意外的魅力。尽管你明明知道,这种景象只是瞬息即逝的,尽管你处在像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愉快”、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里。他们把你带出去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他们传你去审问,不是用担架,而是自己走着去,尽管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扶着楼梯的栏杆和走廊的墙,与其说是用两只脚在走,不如说是用四只脚在爬。难友们在楼下等着,他们把你扶进囚车。以后你就坐在那个装着十个至十二个人的阴暗的流动牢笼里。一些陌生的面孔朝你微笑,你也向他们笑笑;有人跟你耳语,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握了一个人的手,又不知道是握了谁的……然后车子突然一晃,开进了佩切克宫的通道,朋友们把你扶下车,走进一个四壁光光的宽敞的房间里,五排长凳整齐地排列着,人们挺直身子坐在上面,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面前的一面空墙……朋友,这就是你的新世界的一角——所谓的“电影院”。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今天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碰巧是可以让我写作的那个人值班。多幸运啊,我又可以暂时做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新世界的战斗力量的五一节检阅了。不用期待我讲述那飘扬的旗帜。完全没有那回事。我甚至不能讲述你们乐于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这里一切都十分平常。既没有像往年我所见到的通向布拉格街道的几万人所组成的洪涛巨浪,也没有像我曾在莫斯科红场上见到的壮阔的人海。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这已经不少了。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烈火中冶炼,它不会化为灰烬,而会变成钢铁。这是战斗时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是穿着灰绿色的野战军服的。你也许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你有一天读到我所报道的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切时,谁知道你能不能完全理解它。努力理解吧。你要相信,力量就在这里。隔壁牢房的早晨问候,通常是用敲打两拍节的贝多芬乐曲送过来的,今天比平时敲得更庄严、更坚毅,而墙壁也用高昂的音调来传达它。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所有的牢房都是这样。我们全都装束好了才吃早餐。在敞开的牢房门前,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列队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往常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祝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实际的庆贺。发给面包时,他在面包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监视你的眼色——可是难道哑巴就不会用手指头来清楚地说话吗?女犯们跑出来在我们牢房窗下的院子里“放风”。我爬到桌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真的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照样还礼。院子里,今天十分欢快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女看守一点没有发觉,也许故意不去注意。这也同今天的五一节检阅有关。现在轮到我们“放风”了。我指挥早操。今天是五一节,朋友们,咱们用点别的操法开始,就让看守们惊奇去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割麦。锤子和镰刀。稍加想象也许同志们都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我四下张望。大家都微笑着,怀着极大的热情反复操练。他们全明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节检阅呀,这个哑剧也就是我们的五一节宣誓:赴汤蹈火,至死不渝。我们返回牢房。九点正。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啊,我们跟你一道前进。现在那里已唱起《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让这歌声也在我们牢房里响起来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而且我们也不孤单,我们是和那些现我们一样在战斗着的人们在一起的……同志们在牢狱,在阴冷的拷问室,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尽管你们没有在这个行列里边……是的,我们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二六七号牢房,就准备用歌唱来庄严地结束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是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别的苏联歌曲,难道不是在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刻正在走廊里警卫着,难道他不是在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吗?另外那个人不是竭力鼓励我写这个报告,并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狱外,把它小心地藏起来,让它在适当的时候问世吗?为了这一小片纸,他们是可能掉脑袋的。他们之所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正在战斗,坚贞无畏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机动灵活地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参加战斗。他们是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工作,谁也想象不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是胜利就是牺牲。你大概十次、二十次地见到过革命的队伍怎样进行五一节的检阅。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简单和自然。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里,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个时候。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给渲染了。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地回来。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颤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正直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下子的软弱、一瞬间的动尧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号”。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四○○号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像影子似地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和疯狂。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另一个更为严重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也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加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号”有了这些认识。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R.,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米列克、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啊,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帮助米列克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的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谁知道他们呢?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谁知道呢?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时,我看见了: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费伯尔教授和他的儿子,被打得变了样、叫人难以认出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鲍日娜-布尔帕诺娃,英德日赫-埃尔勃尔,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参加过或应邀参加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在这儿了。米列克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来了。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是难熬的。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寻找可以原谅的各种情况,无论我怎样想他不至于出卖,我都找不出别的说法,这就是叛变。瞬息间的动摇也罢,怯懦也罢,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处在昏迷和狂乱中寻求解脱也罢,这一切都不能使人饶耍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这里来了,原来我曾在她那儿同米列克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克罗巴切克,会有什基赫医生。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得来“四○○号”,每天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哼,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在拷问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当他们在他身上搜到文件时,他没有暗下决心:宁死也不译出密码。他译了。他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供出了一些秘密工作联络点。他把盖世太保的密探领去同什基赫会面。让盖世太保去瓦茨拉维克和克罗巴切克会晤的德伏沙克家。他供出了安妮奇卡。甚至还供出了丽达,那个曾经爱他的坚强勇敢的姑娘。几鞭子他就吃不消了,就能使他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一半,而当他确信,我已经死了,没有人会来对质的时候,他就把其余的一半也供了出来。他的这种行为对我倒没有什么伤害,我反正是在盖世太保的手里了,还能怎么样呢?相反地,他的供词只是侦讯所依赖的初步线索,可以说是交出了锁链的一端,以下的环节却握在我的手里,而他们又是非常需要解开这些环节的。正因为这样,我和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能活到戒严期以后。在这个案子里,如果米列克忠于自己的职责,就不会牵连一大批人。我们两人也许早已死了,但另一些人可能活着;我们倒下去了,可另一懦夫失去了比自己生命更多的东西。米列克就是这样。他从光荣的队伍中逃跑了,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他虽生犹死,因为他被集体所摒弃。后来他也力求弥补一下自己的罪过,但他再也不能回到集体中来了。在监狱里被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可怕。囚徒和孤独——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囚徒并不孤独。监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即使用最严厉的隔离手段也不能使人脱离这个集体,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在这里,那些受压迫者的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它把人们凝结成一个整体,锻炼他们,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敏锐。它能穿透那活着的、能说话和传递消息的高墙,把整个一层楼的牢房连结起来,这些牢房是由它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哨兵”、共同的杂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共同的半个小时“放风”连结在一起的;利用“放风”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就能探听到消息或者保住一个人的生命。在囚犯们一同去受审、一块坐在“电影院”或一道回来时,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将整个监狱都连在一起了。这种友爱很少是用语言而是用巨大的行动来表现的,只简单地捏一捏手或偷递一支烟就足以打破那关住你的牢笼,把你从那毁灭性的孤寂中解救出来。监狱里有手;当你受刑回来时,你会感觉到这些手在怎样支撑着你,使你不至于倒下;当敌人竭力用饥饿把你赶到死亡的边缘时,你会从这些手里得到食物。监狱里有眼睛;它们在你赴刑场时看着你,使你知道,你必须昂首阔步走去,因为你是他们的兄弟,你不应该用不坚定的步伐来削弱他们的斗志。这是一种用鲜血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兄弟友爱。如果没有这种友爱的支持,你就连命运中所遭受到的十分之一的痛苦都忍受不了。无论是你或者任何别人都忍受不了。在这个报告里——如果我能继续写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去),将要常常出现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的几个字:“四○○号”。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的最初几个钟头,印象是不愉快的。但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集体。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四○○号”产生于一九四○年,正是反共科加强活动的时候。它是候审室——“电影院”的分院,也就是一间犯人候审室,是专为共产党人设立的,免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把犯人从一楼拖到四楼来。犯人应当经常在侦讯官旁边,这样审问起来才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四○○号”的目的。只要有两个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不用五分钟就会形成一个能破坏盖世太保的一切计划的集体。一九四二年,“四○○号”简直就叫做“共产党中央”了。它经过了许多变迁:数千名男女同志曾在这些长凳上轮流坐过,但其中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对斗争的忠诚和对胜利的信心。“四○○号”——这是一个远远突出在前沿的堑壕,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成了敌人的火力目标,但从来没有闪现过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面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在楼下,在“电影院”里,穿着高统靴的党卫队队员来回巡逻,你的眼睛眨一眨都要被他们喝叱。而在“四○○号”里,监视我们的是捷克警官和警察局的密探,他们是以翻译的身份为盖世太保服务的,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是反动当局派来的,有的作为盖世太保的帮凶,有的作为捷克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的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四○○号”里,可以不用两手扶膝、两眼直瞪、挺直了身子坐着。在这里,你可以比较自由地坐着,你能够东张西望,打个手势——有时甚至可以更加随便些,但要看情况,要看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人值班。“四○○号”——是最能深刻认识被称为“人”的这种动物的地方。在这里,由于死亡的逼近,赤裸裸地暴露着每一个人——那些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犯人或共产党的嫌疑犯,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看守和在不远的房间里参加审问的人。在审问中,言语可以成为一种盾牌或一种武器。但在“四○○号”里却不能用言语来掩饰。这里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内心的一切。在你内心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了。一切次要的东西,一切能掩盖、缓和或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的那些东西,都被临死前的旋风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定,叛徒出卖,庸俗者绝望,英雄们斗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尧纯洁和肮脏。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假如有人想不露声色地游离于这二者之间,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铙钹,在出殡的行列里跳起舞来的人更惹人注目。这种人在犯人中间有,在捷克警官和密探当中也有。审讯时,他给帝国上帝烧香,而在“四○○号”里,他也给布尔什维克“赤魔”烧香。在德国警官那里,他可以为了迫使你供出联络员的名字,打掉你的牙齿,而在“四○○号”里,他可以装出友善的样子,递给你一块面包表示关心,使你不至于挨饿。在搜查时,他把你的住宅抢劫一空,而在“四○○号”里,他却可以塞给你半支抢来的烟卷,表示对你的同情。还有另一种人——可以说是这类人的变种,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害过谁,但也没有帮助过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很敏感,这使他们成为明显的政治气压表。他们很凶或者打官腔吗?那准是德寇在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了。他们和颜悦色,还同犯人聊天吗?那就是形势好转:德寇准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他们如果开始叙述自己原是捷克人的后裔,谈他们是怎样被迫地给盖世太保服务时,那就好极了:准是红军已经推进到罗斯托夫了——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你快淹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而当你自己爬上岸时,他们却欣然向你伸出手来。这种人感觉到了“四○○号”这个集体,并且想竭力接近它,因为他们意识到它的力量。但他们从来不属于它。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的存在,我想把他们叫做刽子手,但即使是刽子手,也还是属于人的一类呀。而这些满口说着捷克话、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的猛兽,折磨起捷克犯人来,却残酷得连很多德国盖世太保都不敢看。他们甚至用不着伪善地借口说这是为了本民族或帝国的利益,他们折磨人和杀人完全是为了取乐,他们打掉你的牙齿、刺破你的耳膜、挖掉你的眼睛、割掉你的生殖器、敲碎受刑者的脑袋,一直把你残酷折磨致死。这种残忍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兽性的发作。每天你都见到他们,每天你都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场使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血腥味和惨叫声,他们在场能帮助你增强信念:即使他们把罪行的见证人统统杀死,也还是逃不脱正义的审判。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就在同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仿佛也是属于相同职务的人,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称呼倒是极其正确的。他们把监禁犯人的机构变成了犯人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四○○号”这个集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全部勇气都献给了它。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这更显出他们精神的伟大。恰恰相反,他们从前在警察局工作时,还干过反共的事,可是后来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作斗争,便认识了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他们便忠实地为这一共同的事业服务,并且帮助每一个坐在牢狱中的长凳上却依然忠于这一事业的人。狱外的许多战士,如果想到自己一旦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将会经历怎样的恐怖遭遇时,可能会有些踌躇吧。但这一切恐怖情景却每日每时都出现在这些战士的眼前,每日每时他们都可能被列入犯人的行列,很可能遭到比别人更痛苦的磨难。但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努力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减轻了一些无法援救的人的悲惨命运。英雄的称号应属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四○○号”永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像数千个共产党人所见到的那样:它是那座黑暗的房子里的光明的地方,是敌后根据地,是直接在占领者的虎穴中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心——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这我知道。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Achtung。Celecvózibnzechcikbelegtmit-traj#manalesinordnung.”(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这就是“老爹”和我。“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老爹”是一个……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要坚持。”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埃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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