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亚洲官网:那本日记的来头,首尔的事

199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说画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没有见到我父亲,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准备日后登门拜访。后来据我父亲回忆,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据他们说,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中午飞抵北京,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译小姐姓白,中国朝鲜族。
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洪先生50岁左右,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脸形较宽,面部较平,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征。我还得知,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但,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话不多,语气是和悦、诚挚的。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主讲人”,他个子偏矮,年纪比洪先生略轻。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换句话说,很多矮个子的人,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性。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亚洲美术馆。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它将属于亚洲,乃至东方和全人类。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我父亲便是他们“相中”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球探”,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在谈到某张作品时,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兴,亚洲美术馆馆长。接着,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从介绍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
但,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就在前不久,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身穿风衣,头发乌亮,很是有些派头。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挑选作品。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草草看过便要全部“收藏”。且出价之高,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买方杀价。事情一反过来,便显得有几分奇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都要都要”!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许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来。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电话。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豪爽”。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逗你玩儿》,这不就是个“逗你玩儿”吗?
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是因为他不在单位。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曾向洪、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他们都坦诚地说,有,韩国有,全世界都有这种人。
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逗你玩儿”事件,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影。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称大韩民国为南韩。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匪帮”,而李承晚“匪帮”背后是“万恶的麦克阿瑟”。实际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距这时刚刚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时代,一提起韩国,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影里的韩国“特务”形象。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这电影时正读初中,这段对话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就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而女生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反间谍电影,说
一名南韩女间谍潜入北朝鲜去冒名顶替一个名叫贞姬的姑娘,为此她在韩国做了面部整容术。这高超的整容术真的奏了效,使北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温”。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

已是晚上11时,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记录在汉城的最后一天。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次出门回来,只有坐在书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时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们。屋顶院内的草坪居然还绿着;东墙和西墙上的爬墙虎、廊檐下的酒瓶兰安然无恙。回到房间,客厅的巴西铁、火鹤、平安树、金虎……都还活着,虽长势缓慢,也算耐住了考验。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树,它在我家已经顽强地存活了十几年。这种植物原生于印度,在中国极少见。客人们来了都说它是个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计较“待遇”、皮实而又茁壮的态势,让人十分喜爱。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国口红”吊兰死了,死的最惨。看来世上自以为最娇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与印度裸树比肩而立的散尾葵叶尖有点发黄,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机场的候机厅里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们就在有着散尾葵的候机大厅同洪先生、元馆长、千先生告别。本来这次的告别双方都有很多难舍难分的话要说,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几次堵车,使我们比预定时间晚到40分钟。所以宾主间那热烈的告别语言也来不及倾诉,几个人只是东西南北地奔跑着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行李太多了,父亲从汉城买了不少颜料和画具,还有汉城为父亲出版的画册。说到画册,千先生将一箱丢在出租车上(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那不计其数的行李带给他的麻烦),他又跑出候机厅去找。这又增加了众人几分焦急。画册总算找了回来,洪先生和元馆长登机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要先于我们登机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旅行。本来我们在机场的相聚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现在却只好这样匆匆分手。可是细心的洪先生还是把我们作了周到的安顿,我们在机场还要等候30分钟,接待我们的是仁川国际机场的总裁曹宇铉先生。他的一位精干助手陪我们优先通过“安检”,进入机场贵宾厅。少时,曹先生也走进来。虽然所剩时间不多,但曹先生还是请服务小姐端来果汁和曲奇,诚意邀我们边吃边聊。
原来我们和曹先生并非初次见面,曹先生曾去汉城看过父亲的画展,就在画展最为热闹的那天。曹先生用汉语和我们交流,语调虽不算标准,但意思表达得正确。实在遇有困难,便用汉字在纸上沟通。曹先生的汉语,得益于他在中国的8年。那时他是韩国一家公司的高级职员,常驻上海。曹先生以缓慢、温和的语言节奏,描述着他对中国的印象,描述着他对汉字的掌握是得助于其父亲的教导。最后话题还是转到艺术和艺术家。曹先生迎送过好几位中国艺术家:张立辰、贾浩义……
登机时间到了,曹先生和几位助手送我们至登机口,鞠躬告别。
赴汉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还是那几位熟悉的空中小姐,还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热情服务。
飞机上又是座无虚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韩国留学生。KE852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的逃离中国,KE851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急切的返回。刚才曹宇铉先生告诉我们,这几天飞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递增,这预示着中国的SARS疫情即将远去,大韩航空公司的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汉城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正站在机舱门口拍摄机舱内的座无虚席,一边做着鼓动市民出门旅行的解说。前几天我们在汉城的东大门,见那些会做生意的摊主们已经一改往日的犹豫和沉闷,大声热情地招呼中国人了。他们举着皮包、钱夹,在我们眼前晃着用中文高喊着:真皮!真皮!买吧,买吧!韩国电视台的中文教学也已恢复,这个栏目醒目的主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汉城大街上中文补习班的广告忽然间也多了起来,有一条广告叫做:都来中国语!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证实着。
北京今天多云,天空灰蒙蒙。每次从国外回来,当飞机降至这几百米高的灰蒙蒙天空时,我的心便也塌实下来,域外的一切喜怒哀乐顷刻间都会被淡化在这又灰又亲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飞机,我后面的一个穿跑鞋的韩国青年,箭也似的超过许多人,第一个跑到了“边检”,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实在急迫难忍。
飞机上拥挤着的乘客,在首都机场大厅还是遇到了超出预料的冷清。机场工作人员还是一律戴着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红帽子”帮我们把行李推出机场,一个中年清洁女工说,因为SARS,“红帽子”们都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4月29日我们离开北京时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觉得处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有几丝沉寂,因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机场那一场抢险似的奔波,好比一个家庭出游时的意外“遭遇”。也许这种“遭遇”是胜过宾主间或热烈、或伤感的从容告别的吧,这还会为下一次的相见提供一个生动话题。我一向觉得,和友人离别时的悲伤或热烈最好是被一个什么意外所打扰,当然,这意外应该是有惊无险。

(已转发铁血)
1、给李镇泰兄弟与新兵做思想工作、要他们积极反共的韩军官兵是北朝鲜人。
日本投降后,约180万日本合作者,地主,基督徒之类的人及其家属从北方乃至中国东北逃到南方。李承挽政权的主要支柱除4万名前日本朝籍军警外,就是北方来的难民。根据《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撰)所说,人民军攻占汉城时,追随李承挽南逃的80%是北朝鲜人。
这些“越南人”(北朝鲜逃过来的人)当时是韩军重要的兵役来源。与很多士气低落、同情左翼的普通南韩籍士兵不同,这些人痛恨共产主义,作战特别勇敢。
如果大家多看点反映朝鲜战争的韩国电影,就会发现,那些“英雄”/男主角要么别“报户口”,一旦谈到户籍,则十有八九是“北方人”。
如《南北韩三大战》系列,《汉城夺回大作战》(此为日式翻译,中国盗版引进时照抄,原名是《战争证言》)里护送女主角南逃的韩军士兵(以出场时间而论,是第一男主角)一开始就自称是”北方人”,他和女主角在一座破庙里避雨的时候,刚好碰上一队人民军士兵,刚好里面有一个士兵认出他是“反动派”(是他母亲女佣的儿子,一开口就叫他“少爷”)……于是这个北朝鲜籍的韩军士兵没多久就很”英勇”地挂了……
《奇袭大作战》里,6个韩军特种兵全部是北朝鲜人,被空降到老家执行特别任务,其中有一个还顺道干掉了霸占自己老婆的村干部……
《太白山脉》里镇压韩国当地左翼游击队的“镇压队”领队,他说“我父亲是(北朝鲜境内)黄海道无人不知的大地主……”
李镇泰兄弟俩是被逼参军的,他们与其他一些新兵的士气都非常低落,不太想打仗。于是有军官安排一个人出来自称“家人都被共产党杀光了”。
在当时,能被共产党“灭门”的大多为北朝鲜地主子弟,显然那个人是北朝鲜人。
此外,在片中大约第29分时,那些韩军士兵互相自我介绍,还有另一个韩军士兵说自己“故乡是北韩”。

2、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夜袭人民军阵地)中被杀的那个15岁人民军小兵,是韩国人。
前面说过,人民军攻占汉城时,追随李承挽南逃的80%是北朝鲜人。至于韩国当地人,则对人民军“热烈欢迎”,全罗南道等地更是”红色根据地“,当地80%韩国人亲共。
人民军南下作战期间,大约4万多韩国人参加了人民军,其中有不少是15岁的少年。从《汉城夺回大作战》《洛东江大决战》等韩国战争电影里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少年兵全部是韩国人。显然,《太极旗飘扬》里那个少年兵也是韩国人。
同样的例子还有《太极旗飘扬》里那个小擦皮匠(好象也是15岁),李镇泰兄弟辆的汉城同乡,志愿军打过来时遭韩军杀害。

3、《太极旗飘扬》里杀害李英顺的是北朝鲜人。
“越南人”(北朝鲜政治难民)因为痛恨共产主义,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对韩国亲共平民的杀戮也特别凶狠。
他们除了参加正规军,还积极参加“反共青年团”,对南方各地进行“白色恐怖”,肆意奸杀左翼家属。这个组织成立的前2年,成员除了少数人是韩国当地的地痞流氓外,其余基本为北朝鲜籍。比较出名如济州岛的“西北青年会”——虽然济州岛在朝鲜半岛的西南,但这个组织的成员基本是来自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北朝鲜政治难民。
《太极旗飘扬》里杀害李英顺的就是“反共青年团”。由于国内中文字幕翻译自英文字幕,英语中“团”和“联盟”是同一个词,因此中文字幕翻译为“反共联盟”,也有的版本翻译者直接根据自己的想象翻译为“宪兵队”,显然是受到国内抗日影视剧中面目可憎的“日本宪兵队”影响。
我想中国的观众一定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些积极反共、对“大韩民国”特别忠心的家伙原来大部分是北朝鲜人。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