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译著也当作,激流三部曲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谈到了探索和创新。
  探索,探索,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对我发问:你不是说过高老太爷的鬼魂还在到处出现吗?问得好!但鬼魂终究是鬼魂,我们决不能让它借尸还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终南山进士学习呢?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谈探索……吧。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条大路在我面前展开,我的脚踏上去,就到了文学之宫。过去有些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给我几页篇幅,我看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并不是文学家。
  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是个不知轻重的“后生小子”,该可以原谅吧。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据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是在成名成家之后,因为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人生问题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来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我从来不曾离开文学。我有时写得多些,写得好些;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
  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索,因为我又拿起了笔。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写不出作品。
  我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读者有所帮助,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作品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人是读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读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却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坏的影响。我今天还不曾给革掉作家的头衔,我的作品还未在世界上绝迹,这应当感谢读者的宽大,不过这也许说明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不算太坏。不会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就聚众闹事或者消极怠工或者贪污盗窃,这一点我很放心。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说高尚,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地写了出来。我很少说假话。我从未想过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给人们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不是说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说:“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小说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小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珂(N.Sacco
)和樊宰底(B.Vanzetti
),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 )旁边的都纳富尔街(Tournefort
),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个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译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才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以“无知”作为改造的目标。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巴金 1980年4月4日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唐弢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名的《晦庵书话》中曾两次谈到巴金的译作。一次是说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他认为,论译笔,后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最佳”,“因为这末一次重印,经过了大大的修改,译文和前三种差得很多”。巴金是从英文转译的,唐弢曾就其中一篇对照过其他人的译文,他认为,巴金的译文“有几处比从俄文译过来的还好,更接近于高尔基的原意”。(《〈草原故事〉》,《晦庵书话》第4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其实,《草原故事》(后改名《草原集》)不止四个版本,在这之后,巴金还是根据俄文重译和改译了该书。多个版本,反复翻译,能够看出巴金对这些小说的偏爱。唐弢在另外一则书话里,则说“屡印屡改”简直就是巴金翻译的特点:

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我酷爱这种态度,又喜欢研究研究他怎么个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买一本,大掏腰包,此则不能不向老朋友郑重抗议。(《〈过客之花〉》,《晦庵书话》第466页)

这是知人之论,从中能够看出巴金对于译作的严谨态度,甚至,不是态度,而是显示了译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确,几乎在他开始创作的同时,他的翻译生涯也开启了。这套译文集中所收迦尓洵的《红花集》中《信号》一篇就是他最早的翻译作品之一。他自己说过:“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他强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9、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巴金把译文作为“武器”,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用了别人的,也就是他把这些译文的作用和价值已经等同于自己的创作了。作为“盗火者”,他的前辈周氏兄弟也是这么对待译文的,巴金与之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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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译文集》普通精装版

巴金翻译的作品与他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很多时候是从“信仰”的角度选择作品的,我甚至还认为,巴金有时候还借译作传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这也是他翻译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喜欢读一些别人不肯读或不愿意读的书,他的翻译也是这样,既有大众熟悉的屠格涅夫、高尔基这样的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尔岑、廖·抗夫等,别人不大会特别关注的作家。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今天看来他的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对于这些,我念大学时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文《解读巴金思想世界的另一个视角——从巴金的译文看他的思想发展》(收《另一个巴金》,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探讨过,十年前,在一篇《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收《闲话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中也具体梳理过,在此不再赘述。

大约是小说家的光芒,掩盖了巴金翻译家的实绩,以及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仅自己翻译,还因编辑工作推动世界文学作品的中译),翻译工作总是被当作巴金的写作“余事”来看待,尽管他的很多译作至今仍然不断重印,还为海外某些出版社盗印,但是,大都零散出版,直到垂暮之年,才作为翻译家系统整理他的译文集。巴金第一个译文集,是由范用先生促动和规划,经董秀玉女士之手编辑出版的。那就是《巴金译文选集》,这套书收了十册小书,选目是《门槛》《木木集》《散文诗》《夜未央》《红花集》《家庭的戏剧》《迟开的蔷薇》《童话与散文诗》《秋天里的春天》《草原故事及其他》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同时出版。它的简体字版,改装两册精装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12月初版。在这一次编辑过程中,巴金先生精心校改了译文。第二次编辑出版的是《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大卷,囊括巴金结集出版的译作(仍有单篇零散译作未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这是巴金在编辑完成《巴金全集》之后,为自己编辑的第二部全集,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文学工作。巴金在友人、责任编辑王仰晨的协助下,亲自编辑这部译文全集,自己和通过友人的帮助再一次审慎地校改了全部译文,并为每卷写下《代跋》,这部译文集的译文可以视作译者的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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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珍藏《屠格涅夫全集》其中一卷书影

在巴金先生去世之后,巴金研究会和祝勇工作室合作,还曾编辑出版过《巴金译丛》,共五卷,包括《木木集》《门槛》《散文诗》《文学写照》《〈往事与随想〉精选》,2008年10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这次由巴金故居策划,草鹭工作室与浙江文艺出版携手推出的《巴金译文集》则是巴金先生第四个译文集,它参照了《巴金译文选集》,以收精短译作为主,共分十卷,但是选目上有所调整。当年的《译文选集》的出版,距今已近二十年;而《巴金译文全集》短时间内也不可能重印,推出一套新的译文集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正当其时。这套新的译文集,有这样几个特点:1、文字以巴金先生手订的《巴金译文全集》为底本排印,在严格依据底本的基础上,改正了历次印刷中仍然存在的部分明显的文字排印错误。2、收入柏克曼的《狱中记》,这是巴金颇为偏爱的一本书,除了收入《巴金译文全集》之外,多年未曾出版过单行本。而克鲁泡特金的《吿青年》,曾对少年巴金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多年来也未曾单独重印过。3、某些卷次在正文之外,增加“附录”,这是此次新增部分,主要收入与正文相关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谈论该书的内容,有的序跋还是近年新发现的第一次收入集中,它们有助于读者对于译作的更深入的理解。4、每卷前面都配有彩印的插图,这是哪怕《巴金译文全集》也未曾做到,而且很多图片出自巴金先生的藏书和珍藏,殊为难得,我想,它们作为特殊的文献也是译作的一部分,也将构成这个版本的译文集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

出版社为这套书做了精心的设计,特意选择小开本,适合化整为零,方便携带和阅读。在普特精装本之外,还将有另外一种仿皮面的西式图案设计的特装本,是为那些有藏书癖的朋友特意准备的。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我想,这套译文集的出版也是献给他的一份礼物。我希望这只是第一辑,还能接着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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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俄文版插图

我有幸参与此书的策划和编辑,应出版社的要求,为每一卷写了简短的出版说明——对此,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画蛇添足之为,但是出版社坚持认为这对读者和营销有好处,我倒觉得未免太看低读者了。——虽然每卷的说明都较为简短,但是,当时写的时候也真是句句斟酌,不敢妄言。不过,现在重看,我又觉得,过分板着面孔、“公事公办”而缺少个性和个人风格。但是,这是“出版说明”的特点所要求的,所以,拿来发表时,我曾想重新改一遍,后来又觉得,那等于完全重写,索性就以这样“公众性”的面目示人吧。等以后有时间,再写一写对每本书的读后感和书里书外的故事,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因为这种写法,写它们时,参考过的巴金先生的前言后记、各种文学史和研究成果等,就无法一一注释清楚了,在此除了感谢之外,也是要说明的。

《木木集》

本集收录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两部中篇小说,前者写于1852年,后者完成于1874年。

“木木”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小说展示了聋哑农奴的悲剧性命运,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和她的看门人。在专横的女地主的压迫下,哑奴心爱的姑娘被迫嫁给一个酒鬼,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绝望中,他不辞而别……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作者的抒情笔调,感染了众多读者,英国作家加莱尔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瑰宝,它的影响超出了文学本身,据说1883年屠格涅夫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普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小说中祖母的形象,和她专横,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点反对的意见,这跟作者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孩和普宁的友谊,以及他们朗诵《罗西阿达》诗的事都是根据真事描写的。普宁就是屠格涅夫母亲的秘书、家奴费尔多•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屠格涅夫后来说,他是“第一个唤起我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兴趣的老师。”
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尔奈特认为,理想主义者普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也是“照活人摹写的”,这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中平民知识分子的全新形象;小说中的穆莎也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屠格涅夫的晚年创作,既能够把握恢宏的时代巨变,又写出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创造出很多具有高度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物形象,是了解巨变中的俄罗斯的生动教材。

巴金的中译本《木木》,1952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普宁与巴布林》,1949年12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本书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散文诗》

《散文诗》是屠格涅夫的文学绝唱,有人说,“他这些散文诗乃是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困难而独特的体裁的最完美的典范”。这组作品作者最初所拟的总题是“一个老年人的手记”,它的写作,最初并非为了发表,而是只想读给身边的朋友听一听,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才拿出去发表,编者征得他同意后,改为现名。写作它们时,作者已经进入暮年,身受病痛折磨;远离故土,心含悲伤情绪,这些都化作忧郁的文字散布在每一篇散文诗中。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歌唱,虽然,它们都是短章,然而,真诚,自然,饱含深情。

巴金也是在远离祖国的时候开始决心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篇章也伴随着他带给他力量,他说:“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他还说:“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功夫……”虽然谦称本书是他的“试译”,然而却被视为精品得到几代读者喜爱。

本书1945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以后曾多次重印,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本书附录部分为此次印本新增内容,两则译后记,是新发现的巴金佚文,保留了巴金最初翻译散文诗的感想。巴甫洛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也是巴金的译作,最初由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8月初版,巴金认为:“他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屠格涅夫是一个怎样的人。”附印于此,有助于读者对于屠格涅夫的深入了解。

《红花集》

在星光璀璨的俄罗斯文学史中,迦尓洵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创作时间短,留下的作品少,然而,他却是一位风格独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对他都推崇有加。屠格涅夫在1880年6月14日致迦尓洵的信中写到:“从您登上文坛的第一天起,我便注视着您——一位不容置疑的、独具一格的、有才气的人。我留心您的创作活动,您的近作《战争与人》(遗憾的是未见续篇),照我看来,使您最终在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中确立了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一看法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也是赞同的……”鲁迅称他为“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认为作品中的“博爱和人道”“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值得关注。

巴金1922年就曾翻译过迦尓洵的《信号》,他说:“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学习。”“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本书收《红花》、《一件意外事》及《癞虾蟆和玫瑰花》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们分别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及一九五二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初版,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本排印。

《狱中记》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狱中记》应当属于此类。作者亚历山大·柏克曼是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早年曾与他有过交往,他的重要经历在这本《狱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翻译这样的书,对于巴金来说,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且,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巴金曾赞扬道:“十四年的监狱生活都不能改变他的信仰,却反而使他写出叫远在英国的老加本特也惊叹赞扬的《人类心灵之记录》了。”
《人类心灵之记录》便是这本《狱中记》。

然而,写这样一本书,作者揭开的是自己痛苦记忆。他的恋人高德曼曾记述他写作的情景:“每天他不是坐在书桌前面眼睁睁地呆望着空虚,就是狂热地动着笔,仿佛被什么冤鬼驱使着一般。他时时想把他写好的东西毁掉,我必须和他挣扎许久才能够把稿子保存下来……接着又有一些时候他会逃进树林里面去,怕和人间接触,他躲开我,而且特别躲开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笔下活起来的鬼魂。我不知费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适当的方法和适当的话语来抚慰他的受迫害的灵魂。”

巴金翻译的《狱中记》是节译本,最初翻译是1935年旅居日本时,当年回国后,“我在上海虹口公寓住了半个月,编译了这个节本《狱中记》。我很喜欢他的文章,可惜他所写的美国监狱生活,我译起来相当吃力,因此,介绍全译本的计划无法实现,我感到遗憾。”本书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现根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家庭的戏剧》

《家庭的戏剧》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赫尔岑出身俄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誓言要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后遭遇流放,又流亡欧洲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英国学者以塞亚·伯林认为赫尔岑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他在欧洲创立的第一家自由出版社,为后来的俄国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在小说《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以及大量政论文之外,赫尔岑的这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一部深刻而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伯林语)

《往事与随想》写于赫尔岑流亡欧洲期间,是他花了十五年以上时间写成的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它生动地记录了俄罗斯和西欧社会思想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场景和作者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书中作者把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有人说,它“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家庭的戏剧》是《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涉及作者家庭的变故等个人遭际,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
它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译者巴金称赞:“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富于感情、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本书一九四〇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初版名《一个家庭的戏剧》,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平明出版社排印时改现名;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草原故事及其他》

高尔基的传奇人生和他的影响曾经是文坛神话,光环散去之后,重新面对他的文字,我们发现,它们依旧闪耀着光芒。收入本书的短篇小说和特写都是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的发表,让人看到高尔基的文学才华,一时间,这位文学新人震惊欧洲。有的文学史家曾经说过:自此至俄国第一次革命这段时间,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并列,成为最受关注的俄国作家。

高尔基本人说过:“我对于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作这样的回答,由于‘令人苦恼的贫苦生活’对我的压力,还因为我有这样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写’。前一种原因促使我企图把《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海燕》这样一些杜撰、‘虚构’的东西带到‘贫困的’生活里去;而由于后一种原因,我就写了几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奥尔洛夫夫妇》《鲁莽汉》。”这道出他早期创作的心境。译者巴金曾谈过他年轻时代阅读高尔基这些作品的感受:“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年过九十,巴金再谈,仍然禁不住赞叹:“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

本书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五月先后由上海马来亚书店、新时代书局、生活书店印行;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改书名为《草原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而后,所收篇目略有增补。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文学写照》

也许有一天,读者已经忘记高尔基的那些长篇小说,然而,他们却会像过去一样推崇这组回忆文章。托尔斯泰“有超人的智慧”,契诃夫的“聪明而谦虚”,柯罗连科“宁静而非常单纯”,柯秋宾斯基“在美与善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常自如”……在高尔基笔下,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复活了,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有力地抓住人物的日常谈吐、生活细节,充分写出他们的内心和思想感情,是后世了解他们的最宝贵的资料。

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认为:《文学写照》和《日记摘抄》比三部自传“更有说服力地表明,其作者是一位伟大作家”,同时,他认为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是“关于伟人托尔斯泰最有价值的文字”,“问题并不在于高尔基的理解力,而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视线。奇妙的是,高尔基看到了其他人无法看到的东西,记录下了其他人即便看到亦无力记录的东西”。

《文学写照》(曾名《回忆录选》)中译本,一九五九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回忆布罗克》,一九五○年七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本书将两者合为一集出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迟开的蔷薇》

斯托姆(1817-1888)是德国诗人、小说家,1849年发表《茵梦湖》(本书译作《蜂湖》)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三十多版次。作者自认为,它是“德语诗文之明珠”,并希望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诗与青春”是作者吟咏的主题,怀念往昔,是作品忧郁的情调,这些本书各篇作品中回旋,让读者读后也千肠百转。译者巴金说,“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

巴金在少年时代就喜欢斯托姆的小说,学习世界语时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本,外出旅行时常带着斯托姆的书,“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在抗战期间,他翻译了这些作品,并表明:“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

本书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附录中《在厅子里》一篇系作者晚年时才发现;其他几篇文章,谈到该书与译者不同时代的关联,对理解作品大有帮助,故附录于后。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秋天里的春天》

尤里·巴基(1891—1967),匈牙利人。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作家。巴金曾这样介绍他:“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八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曾经被译成了十三国文字,在各国销行很广。……他的《牺牲者》……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即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

小说《秋天里的春天》1929年创作于布达佩斯,两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纯洁的初恋、不幸的命运感到了无数人,译者说:“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学者、出版家陈原上,巴金的这个译本,让他在少年时代“一看就迷上了”,并且“眷恋了半个世纪”。

本书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平明书店初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夜未央》

收入本书的两本书,曾经深深打动过少年时代的巴金,并对他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金是这样说《夜未央》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谈到《吿青年》,他认为:“它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给我们说明了一切,它的话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

《夜未央》的作者廖·抗夫(1881-1913),是波兰并不知名的作家,也是波兰社会党的一分子,二十五岁时他在柏林用德文写成这部剧。在一九〇七年年底,该剧在巴黎公演,立即轰动,此后两年连演百余场。《夜未央》不仅忠实地写出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还是在写出感情与义务之斗争,爱与死之角逐,以及为了信仰献出一切的殉道精神。《告青年》,原为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第六章。作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革命家、思想家、地理学家,他是巴金服膺的前贤,巴金曾引用他人的话赞美他是“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告青年》是作者对于即将踏上社会的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告诫和劝说,在书中,他表明:只有万人获得安乐,才有个人的幸福。

《夜未央》,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初版时书名作《前夜》),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据校改稿重排新版并改现书名。为了增加读者对于作品的了解,附录部分选录了译者的几篇相关文字,其中小说《春》中所写的青年人排演《夜未央》的事情,取自巴金青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告青年》,曾列为“克鲁泡特金小丛书”先后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及上海、重庆平明书店(1938)多次重版。现据《巴金译文全集》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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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译文集》珍藏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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