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探索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看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①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运,今天我还能探索,还能思考,还能活下去,也还能不混日子。不过也只是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东西,连《创新独白》也没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发扬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中讲了几句自己的话,不久运动一来,连自己也感觉到犯了大罪,“文革”时期我在“牛棚”里给揪出来示众、自报罪行的时候,我从未忘记“报”这件“发扬民主”的“反党罪行”。这就是刘郎同志在《除夕·续旧句》诗注中所说的“折磨自己” ① 。这种折磨当然是十分痛苦的,现在我还忘记不了(不是不想忘记)。
  我讲这些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就是让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创新,不肯创新。有人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唯唯诺诺地混日子保险,我们不是经常告诉自己的小孩: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
  所以我还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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